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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抓好农业生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那么2021年乡村振兴怎么做？看看两会怎么说！
1、多维度稳定农产品生产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1.3万亿斤以上，生猪产业平稳发展，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到2025年，农业基础更加稳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更加有力。如何稳生产、如何促进粮食价格稳定以保障14亿人的粮食安全，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意义重大。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这被认为是农产品持续稳产保供的基础。一份来自农工党中央的提案中指出，我国优质种业资源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核心技术原创不足、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健全。
针对种质创新的原创性技术不多、品种同质化现象严重等“卡脖子”问题，提案建议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优异基因资源的发掘创新，强化与常规育种技术相衔接的生物育种新技术研究，并且要特别着力优质高产多抗广适重大突破性新品种选育。
种源问题不只影响着种植业，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提案建议，可以遵循“企业先投入、国家补一半”原则鼓励种业企业积极投资发展种猪研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攻关项目，以缓解“猪芯片”这一当前猪产业发展亟待破解的瓶颈。
保障农作物生产安全和农业生态环境安全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这其中土地质量提升很关键。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了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视频会，强调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推进全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坚决完成1亿亩建设任务。
在此基础上，如何提升普通农田和中低产田的质量，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更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武围绕保护性耕作带来两方面建议，其一，政府农业技术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药经营从业人员农药知识、农作物病虫害防控知识的培训，以及对生产者农业生产中病虫草害症状、防治方案及科学用药等知识和技术的培训，避免出现不能对症下药、盲目用药、农药混配不合理等现象。其二，要增加对植物源农药、生物农药、害虫天敌等使用的补贴力度，加快植保新产品和新技术推广，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2、推动农村产业提质增效
“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到乡村振兴，要完成其间的过渡和有效衔接，农村产业质效提升是关键和动力。对于农业产业的效率提升，保障农产品流通渠道畅通是目前新发展格局下的基础；同时，去年全国各地积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发展影响的经验也提醒着，从民生角度看，农产品、农资等购销渠道要进一步疏通。
目前，农产品批发市场仍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杨玉成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要进一步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安全流通主渠道作用，建议农产品批发市场引入智慧化管理模式，以“互联网＋农批”为突破口，打造农产品批发市场线上线下融合交易平台，建设共享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实现数字化农产品流通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首农食品集团知联会会长唐俊杰对于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配置，也提出了智能化管理的建议，他表示，多部委和各级政府之间要做好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根据人口规模、农产品规模、特色农产品有区别地进行合理配置；农产品流通行业应充分把握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和机遇，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主动应对愈加频繁的跨行业竞争，支撑经济社会高效稳定运行。
我们可以发现，今年有关吸引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提案数量尤为突出。事实上，人才引进和培养对于目前较为突出的种源难题破解、新型经营主体管理规范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等工作，都有着重要作用。
多位代表委员提到，目前农村留守人员普遍存在年龄（老幼）、思想、认识、思路、能力上的不足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最大原因是对于服务农村的各类人员的晋升和培训制度不够完善、就业待遇不够高。针对这一问题，刘永好认为农村地区的人才配套制度建设应加强。他建议，可以实行“引企入教”改革，降低企业参与办学难度，推动新农民职业教育的学历化，吸引更多的年轻人选择“三农”专业；还应关注乡村人才梯队建设，并引导社会增强对“绿领”新农人的身份认同。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会副主委、西南大学副校长温涛在近3年来在基层实地走访调研中发现，高素质青年农民群体培养存在诸多问题，包括高效的培育平台尚未建立，培育供需匹配度不高、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尚未形成稳定充足的投入机制等，这导致了农村地区普遍人口结构不佳。温涛建议，应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网络云课堂、在线直播、可视化技术等，打造线上线下终身学习的平台；并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等，针对不同地区的产业发展，对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去完善培育计划和方式。
3、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系统性
全国人大代表郭红旗在基层工作中发现，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各行各业都有种“钱不够花”的感觉，身处农村的这些中小企业感受尤为深刻。事实上，一些农村中小主体受限于自身规模小、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差等众多因素的制约，在享受金融服务方面仍存在一些障碍。
对于农村地区经营主体融资难、成本控制难等问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解学智认为，供应链金融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不仅可以快速响应乡村产业链供应链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还可以以核心企业为切入点，以资金为溶剂和黏合剂，将上下游经营主体紧密联结在一起，有效整合上下游资源，统一规范产业链生产和管理标准，激发产业要素活力，实现“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小企业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围绕供应链金融发展推动，他建议一方面，要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强化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间的有效合作，以形成有效合力，推动形成多方认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和补偿机制的合作模式；另一方面，要强化产品创新，鼓励各金融机构着眼于生产、收购、运输、存储、交易全产业链，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模式，创新各类供应链金融产品，并加快完善供应链票据平台功能，探索建立统一的供应链金融公共服务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文爱华，则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对农村金融服务提出建议。在他看来，当前，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着缺乏健全的乡村金融服务体系、缺乏适配的政策与机制、缺乏系统的金融服务与产品、缺乏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等几方面因素掣肘。他建议，首先要系统性健全乡村金融服务体系，要引导金融机构形成合作、协同、共享的市场体系；优化相关监管政策，探索风险分担机制，同时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形成适合乡村的金融监管体系；丰富金融服务与产品，全面满足乡村政府、企业、村民的需求，满足乡村振兴释放的巨量消费和投资需求。
其次，要系统性优化乡村金融政策与机制。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破除瓶颈，深化乡村改革，针对土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重大改革，联合农业、林业、国土等部门，加快完成农村财产确权、评估、登记、颁证等工作，搭建全国统一的查询平台和抵质押登记平台，建立土地经营权、宅基地、农机、农产品、农资等资产公开透明、交易活跃、规范顺畅的流转市场；另一方面在监管政策上差别对待，制定适配政策，区别制定乡村信贷政策，提高不良资产的容忍度，优化保险、担保政策等。此外，地方金融监管局还应制定激励机制，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将更多资源配置到乡村等；同时，优化金融政策，清除堵点难点，银行业优化信贷、授信、审批等政策，完善金融资源回流机制，并拓宽农村抵质押范围，完善配套机制，增强普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