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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些年，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大量的城市创业者向乡村流动。”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曾如是说。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城乡间人员反向流动的情况，一方面，农村人大量进城务工发展，另一方面，城里人却要闹着到乡下农村去。尤其在如今，乡村振兴和国内循环的大背景下，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发展，而城里人下乡游玩和居住也必将成为时尚，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必将到来。所不同的是，这次的“上山下乡”是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城里人下乡有着不同的需求，这些不同的需求各有不同特点，大体可以按年龄来划分为三类：
城市里的年轻人大多生长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城市生活对他们已经毫无新鲜感甚至有些厌倦，对农村生活充满好奇。而且，年轻人活泼受动，特别愿意走近自然，农村和山区天然对他们具有强烈吸引。他们会利用节假日期间成群结队去郊游体验，乡村游、农家乐、采摘园、农耕农事体验等农业文旅项目很能对他们的胃口。这些人下乡，或三五成群，或携妻带子，或陪伴父母家人，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消费群体，且消费能力较强。他们的下乡具有短期性、分散性、活动性等特点，带有周末经济的性质。此外，社交聚会也是他们的较强需求，周末约上几个同学、好友去乡下住上两宿，增进感情，放松心情。
2.第二类是中年人
这些人事业有成、公务繁忙、应酬较多。他们或是在周末希望得到休闲放松，或是希望抽出时间与家人团聚，或是邀业务伙伴交往应酬，如果在农村有个农庄，可以说是既体面又实惠。况且，这个人群中很多人本身就来自农村，天然地与农村有着亲近感，能够回到农村休闲、社交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另外，这些人每年也都需要休假，寂静的山村或偏远的农庄往往是他们首选。
3.第三类是老年人
这个群体比较特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农村，即便是城市里长大的，也有许多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与农村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这些人业已退休或将要退休，他们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希望回归自然和宁静，如果在农村能有一个带有花园、菜地的康养之处，他们中有很多人会义无反顾。 这些人如果在农村养老还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他们会组织同学、朋友来抱团养老，二是他们的儿孙会来经常探望。
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必然会催生农村新的业态，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和经济繁荣。
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同去过去的知青集体户，现有农村的条件大多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必须要对农村的现状进行建设和改造，以提高生活居住标准和条件。同时，还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这不仅会催生乡村游、农村康养等农村新的业态出现，更能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新的“上山下乡运动”还可以促进城乡深度融合进而推动城乡一体发展。随着城乡间交互的密切，将促进城乡间各种资源的高效流动、深度融合，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发展。特别是会促进城乡间文化、理念的对接融合，这会对农村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它将受到资本的追捧，也应该引起广大农民的高度重视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这个世界上有城镇化的趋势，也有逆城镇化的趋势……我国城镇化不应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应该并驾齐驱……城乡融合战略主要是城乡两个要素市场实现自由流动。”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各种藩篱来推动真正意义的城乡融合战略从而实现乡村振兴，这也是我们国家的长期战略。温铁军教授就这一问题论述了他的看法。
首先，在温教授看来，乡村的衰败而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逆城镇化，尤其是当下，许多城市居民不愿再被城市环境压榨、不愿继续“享受”水泥森林、不愿再对城市的房地产资本顶礼膜拜，但是现有政策、制度、法律全都是有利于推进加快城镇化的，尚未形成推进逆城镇化的有关政策，因此接下来应当出台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市民下乡、农民返乡，同时做好教育、医疗等方面优质资源的匹配。
温教授谈到了一些在鼓励市民下乡、农民返乡方面比较成功的政策案例。例如湖北武汉的“三乡工程”（即市民下乡、乡贤返乡带来产业兴乡）；浙江安吉“以租权形成物权”的政策等等。
温教授认为，随着生态化的转型，人们追求生态的意识越来越强，“新下乡运动”方兴未艾；诸多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已经从物化消费转向精神消费，如果能够针对这一群体进行需求侧的改革，那么必然能够带动逆城镇化的进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带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转移，也使得城镇中“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上的务工人员被大量排挤（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
因此，中央把乡村振兴作为练好内功、夯实基础的压舱石，尽管当前仍有大量的人口向城市流动，也仍有大量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市，但这一切都会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加强，尤其是在财政金融一切优惠政策向“三农”倾斜的背景下，逐步被扭转，这也是我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所在。